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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军:对于哲学的追求,是中国电影进步的源泉

时间:2018年11月26日 来源:中国电影报 原创:赵军
赵军:对于哲学的追求,是中国电影进步的源泉

我有幸担任了第27届金鸡百花电影节金鸡国际影展的评委会主任。五天当中我和一众评委们看了23部外国影片,然后选出了最佳男女主演,最佳影片导演和最佳影片。好些国家的电影我从前没有看过,这次是电影生涯很好的一次补课,譬如巴西,这次我们选出了《在我遗忘之前》的男主角何塞·阿布雷乌先生为最佳男主之一(每个奖项两名),其实这部影片不仅演员好,而且编剧和导演都非常好。

赵军:对于哲学的追求,是中国电影进步的源泉

我们还看了譬如四部伊朗电影,还看了卢森堡的电影,还有譬如缅甸、新西兰和斯洛伐克的电影等等,这些国家的影片我们以往看到的都不多。体会第一便是国家在进口影片方面需要有更多更好的办法,促进全世界凡有电影的国家和地区与我们交流,让人民看到。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今日,这样的文化交流本应是题中之义,且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也是很好的帮助。

世界文化琳琅满目,国民今日之精神世界正需要快快地打开,而非仅仅向一个国家打开,尤其不能再闭关锁国,特别是自认为世界第二,对世界文化充耳不闻。物质商业世界我们懂得比较多了,但是世界各国的文化领域和精神价值我们却未必了解及知道平等地尊重。这些电影无一不在探究当下社会与国民怎样有意义地生存在这个纷扰的世界,其中的优秀电影更懂得运用独到的电影镜头传达出民族的哲学与艺术精神,如何发现个体心灵的价值。这是我的第二个体会。

价值的选择角度是备具意义的,以一部俄罗斯电影《儿子》为例,导演斯拉瓦·罗斯。故事讲述的是一个跨国题材,在俄罗斯比邻的国家芬兰正在开始政党竞选,自由党的候选人是一位父亲。他的邻居因为他家在院子里建了一堵给儿子练习攀爬的矮墙,认为这堵墙妨碍了她而故意恶告他和妻子虐待儿童,然后所谓儿童保护组织便把他的儿子带离了家,送入所谓“儿童之家”——实际是一个与外界勾结把儿童卖给外地家庭领养的机构。当这个阴谋逐渐被揭露之后,妻子坚决地设法通过秘密渠道将儿子抢救出来送往俄罗斯,因为妻子本是俄罗斯人。

摆在丈夫面前两条路,一是支持妻子和孩子留在俄罗斯,另一个是偷偷把儿子带回芬兰。前者他将涉嫌帮助一次违法的偷渡,并且儿子已经是芬兰人!后者他则会成为芬兰的“民族英雄”,有机会赢得眼前的选举。毫无疑问这个题材太重大且非常尖锐。这就是俄罗斯艺术的传统——面对民族与同胞的呻吟绝不袖手。大家一定会猜到影片的结局。也许我们可以把这部影片视为俄罗斯的主旋律电影,它“明目张胆”宣扬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但是它却更鲜明地宣扬了人性高于政治的艺术主张。

不用很深入地思考这部影片的主题,它一目了然,我们反而看到中国电影今天在很多触及人性抉择的题材和故事中可以有所作为,而且问题只在于我们的电影家看到了这些故事和题材没有。本次影展类似《儿子》这样深入挖掘人性与环境冲突的影片比比皆是,而它们的感人都在于让人看得到一种理想的希望。这就是中国电影和世界优秀电影之差距。我的观点是,仅仅批判是不够的,理想主义更重要,《儿子》的故事不知道是否有真实原型,而原型在多大程度上以人性战胜了功利的环境?影片的力量在于人们看得到这种希望,这便是全世界理想主义者胜利的曙光。

赵军:对于哲学的追求,是中国电影进步的源泉

中国电影目前能够举起批判的武器,但还不能有力地举起理想主义的旗帜。这里也举一个例子《我不是药神》。这部影片的力量在于接触到人道主义的思索,而缺陷同样也是可以讨论的。我们发现这部影片其实有两种剧情和情怀的发展方向。一是人性和法律抵牾,最终法律将程勇送进了监狱;还一个是人性和法律走到一起,即实事求是的中国法律在程勇的人道主义立场感召下选择了人性的举措,程勇没有被判入狱。这部影片的原型就是没有被判入狱的,因为他手上握着几千个白血病友的生命。想一想一旦他入狱,这些病友的药谁能够保证供给?比影片现在的处理更深刻的应该是程勇和那些富有良知的法官们一起全力以赴去救援那些患有绝症的同胞,而非简单用法律条文处理人命关天的案情。

这就是我说的一部电影当中最终应该出现的人道主义曙光,这道曙光不会仅仅升起在程勇一个人的良知上,而是所有参与到案情当中来的人们都从中意识到了这里发生着比现成的法律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而崇高的人性追求应该是战胜一切并普照整个世界的。在世界文学史、戏剧史上,这都是起码的理想主义,它本来不应该是电影的艺术修养的终点,而应该是电影的艺术修养的起点。而严肃的人性与环境的抗争其实不是发生在人性对法律和环境的逃避上,而是发生在人性得以战胜环境而提升了法律的普世价值上。法律的最高使命还是在于普世价值。理想主义的深刻性是我的第三点体会。

第四点体会是不能放弃非常个性化的艺术与哲学的追求。电影工业总体而言是商业娱乐的技术产业链。但是自从有了在巨大的银幕上放大人的不同欲望,就有了不同的艺术理想追求。日本影片《有熊谷守一在的地方》是这次影展最大的成功。它是一部用西方电影工业完成的东方电影杰作。我们欢呼理想主义,《儿子》是理想主义的普世价值胜利,而《有熊谷守一在的地方》则是个人主义的胜利。

赵军:对于哲学的追求,是中国电影进步的源泉

94岁的日本画家熊谷守一在的地方是一座现代城市当中妨碍着房地产开发的僻静小院,熊谷守一三十年足不出户,与世无争,甚至做生意的老板为自己的场所来向他求字,他所回的字出人意料的只是三个字:“无一物”。全面展开阐述《有熊谷守一在的地方》的深刻哲学意义和艺术意境需要很多的笔墨,中国电影本来应该拍出这样的作品来,因为熊谷守一的哲学就是中国的哲学,但是这部生动有意味的电影是日本电影。中国电影今天能够关注熊谷守一这样的人物和思想几乎不可能,原因在于熊谷守一太安静了,安静到人们会认为这样的画家大师已经没有任何价值。这就是中国当下艺术界的最严重的“留白”,也许我们社会真的就没有熊谷守一这样的人了。

比理想主义更理想主义的便是熊谷守一这样“无一物”的境界。和前面《我不是药神》中论到的,比法律条文更崇高的是人性的穿透力,比凡俗的追求永远更高的——《有熊谷守一在的地方》告诉我们——是超凡脱俗的情怀和意境。这是一部涤荡心灵与心智的电影。它是中国电影提升艺术修养的一面绝好的镜子。只要你看过这部电影就会明白,中国电影当下缺少关注安静而细微的宇宙胸怀。

中国会有哲学电影而且是我们看得懂的哲学电影吗?从人道主义的崇高思索,到超凡脱俗的世界认知,最深入的思考才是最艺术的思考。不管是题材故事,还是人物细节,不论是场景,还是镜头,达到艺术哲学和人生哲学的完美统一的才是真正的电影大师。中国电影的“大师”(因为还有被称之为大师者在)正在退步,而退步的最明显处就在于中国电影失去了哲学。

文|赵 军

编辑|林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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